我从菲律宾回国参加外公的葬礼｜三明治

文｜胡不归

大学毕业后，我就被公司派到了菲律宾工作。

这是个一年没有四季的国度，恒定的温度，满眼的绿色，我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，让人记不得已经待了多久。我带着惯性往前走着，每天仿佛是昨日的重复，直到某一刻远方的讯息传来。

我还记得那天是周五。

早上六点起床，和同事一起出差，由于太早了，食堂的早饭尚未做好，我空腹踏上旅程，感觉有些不安。路上，我找机会跑去便利店买早餐，大口吞咽时手机响了。

母亲发来两条信息，在从未发生过的时间点——七点十二分。

“儿子，外公凌晨两点半走了，你可不可以跟公司请到星期二后回去上班。”

“因为外公是星期一才出殡，你如果能请到星期二就回来送送外公，那如果不行，就没有必要回来。外公走的很安详”

最后一句话没有句号，而是用四个双手合十的表情作为结束。我回复她，“好，请到周二。”

这一切并非没有预兆，外公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院，对他来说并不常见，几天前母亲的微信里，已经透露了医生无能为力的消息。

我早就定好了周六的机票，本想一早飞回去想见外公最后一面，然而，来不及了。

我还记得十一年前过世的外婆。

那时我赶回去见了她最后一面，握住她瘦而充满皱纹的瘦，由于胃癌她的肚子大得像是在又一次孕育生命，就像之前七次一样。她已经说不出话来，见我来了，也只是张张口，我也说不出话，只能张张口。

这最后一次见面，匆匆结束，我又赶回学校。第二天周一，有关键性大考，我吃着早餐，母亲告诉我，“外婆凌晨走了”。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失去了母亲的她。快速吃完早餐，就像那个周五早上，我匆忙走向学校，那次大考，成绩糟糕得一塌糊涂。

我尚未参与过任何一次乡村的葬礼，我缺席了外婆的葬礼，只赶上了最后一面，我错过了外公的最后一面，将要参与他的葬礼。

这该算是遗憾，还是圆满。

外公的葬礼，在老家镇上。前几天，舅舅在医生通知后，果断办理出院，将外公接回了镇上，祖屋几年前拆了，建成了七层的小洋楼，外公回到这里，也算是回到了祖屋。

父亲从县城接了我，就往镇上赶，他跟我说，母亲这两天都是守夜，还在休息，询问我吃了没有，有没有睡好。我一边回应他，一边看着路上的一重重山，我成长的过程中一路离开了这里，算起来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到镇上了，山峰像是一个个时间刻度，我正在往回拨。

到了老家，一楼被舅舅租了出去，是一个衣服大卖场，前面的位置挂着一个气拱门，上面写着外公的名字和年纪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和准确的年纪。

我到了灵堂，第一件事，是下跪，拜四拜。这是回来路上父亲叮嘱我的。

跪拜后，去洗了手，我回到灵堂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冰棺里的外公，那不太像他，我记忆中的他是国字脸，棺里那分明是瓜子脸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冰棺，冰棺有内外两层，内层摆放着外公，还有一根桃木杖，外公穿着中山装，盖着毯子。外层是空的，外层的罩子已经有些刮花了，有些糊，透过罩子看外公，像是加了一层滤镜，罩子上还有个二维码，我不知道谁会去扫它。罩子大概是为了保温隔热，还摆着很多塑料花，还有小灯泡，红色和橙色的灯泡交替闪烁。

我打量四周，灵堂布置在一个毛坯房里，四面用白布盖住，地上铺了许多稻草，供人跪拜用。毛坯房的阳台还没做好，用一个竹梯子横放着，作为护栏避免有人出事。那些天正值降温，晚上极冷，但是天气很好，白天阳光晒着，冬装会觉得有些燥热。

冰棺前面有个板凳，摆着一个香台和一根蜡烛，再靠外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放着香烛。二姨、五姨还有小姨站在灵堂两侧，腰间绑着白布条，小姨正在抹眼泪。

看了一会儿外公，姨妈招呼我去吃东西，客厅地上摆着七八个大锅，里面装着汤和菜，来拜访的亲属，都要先吃上一碗。厅里有许多我陌生的亲属，却叫得出我的名字，唤我赶紧吃点，从厨房里端出一碗汤来让我喝。客厅的另一侧是茶桌，舅舅有太多事情要忙，父亲就经常扮演泡茶的角色。喝汤时我听到父亲说，“你看，来的人那么多，水都来不及烧，我只好准备两个保温瓶，瓶子从没满过”。

我坐在那里，听到有来帮忙的人询问我是谁家的孩子，有我陌生的亲属问我冷暖，要不要休息。我感到一种乡亲们的热情，让我感到有些生疏。我走到阳台上往外看，这是一个我从未有过的观察家乡的角度。以前外婆家只有两层楼，院子里的荔枝树都比房子高，现在荔枝树不见了，站在六楼的我视线却还会被其他楼遮挡。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新房子，而外公是最后一个离开老房子的人。

那时舅舅为了表弟的学业，也为了他的工作，需要搬到县城去，外公不肯，他不愿意走，后来是六个女儿过来，轮流给外公做工作，告诉外公，如果他不肯过去，那为了照顾他，每个女儿要轮流回来陪他一星期，他为了不影响女儿们的生活，才做了妥协，搬离了这个地方。

我不知道他搬离这里时镇上是什么样子，但我想，如今回来时，镇上又有不少变化了。我想象外公回到这里，躺在床上的场景，当他看着窗外的那些变化，他能意识到，自己回到了哪里么？我对这里感到陌生的部分，他会更熟悉么？我无法知道答案。

我回到灵堂前，和姨们站在一起，表弟也在，守夜的母亲刚醒，知道我到了，赶了过来。她轻声询问我，是否有吃好休息好，累不累，我看着憔悴的她，想让她再去休息一会儿。母亲摇摇头，说睡不着了。

我站在冰棺旁，静静地看着外公，边上的姨们感叹起来。外公在福州住院的一个多月里，女儿们实现了曾经约定的事情，和舅舅一起，轮流去照顾外公，每个人都有关于外公最后的记忆。

五姨夸赞起外公的皮肤细嫩，比所有女儿的皮肤都嫩，回忆起她同外公在床前开玩笑，抬起手来，对外公说“看，你的手比我的嫩多了。”外公竟然也抬起手来，和五姨的手一起摆在空中，在斜斜照映进来的阳光下，眯着眼睛比较到底是谁的皮肤更好。

母亲回忆起住院时，护士过来换药瓶，问说外公年纪，不相信他有九十四。隔壁床七十岁的大爷瞧见外公的大腿，满满都是羡慕，“你看我这腿跟你爸比，就像竹竿一样。”

大姨说起她给外公做饭，忘了带老花镜，电饭煲的按键看不清，着急，外公对她说，“没事，电饭煲的按钮我看得清，你要按什么图案的，你跟我说，我告诉你按哪个。”

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们都在担心外公的身体，在他逝世后的一天，我们在他的灵堂里，回忆他有多么健康。

过了一会儿，舅舅举着外公的遗像进来了，他把遗像放在八仙桌上，大家围在一旁，仔细端详。照片里的外公面色红润，穿着中山装，胸前挂着大大小小七八个勋章。

那是十年前外公独自一人跑出去拍的照片，也是他最爱的照片，背景用的是天安门，拍完后他洗了出来，一张大的放在了舅舅家一楼的会客厅，小一些的，则分给女儿们，一人一张。舅舅说外公拍完照回来的路上，不知怎的，勋章掉了两个，再也没找到。

那时的外公经常外出走动，会跑出去买肉，挑肉的标准就是要便宜，常常因为买的肉太肥了，让负责做菜的母亲发愁，跟外公说冰箱要放不下了，却也没大用。很多事情上，外公已经决定按照自己的心意过。

抽烟的问题舅舅管了许多年，从不见效，最多是躲起来抽。他的烟瘾那么大，躲在二楼厕所抽烟，一楼停的车上都是抖落的烟灰，像是脏脏的雪。若是有家里人说外公，外公说不定会发怒，“我都活这么大年纪了！早就活够了！早就够本了！”

每当他这么说时，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应他。

舅舅后来给外公买了电子烟，想着戒不掉，那就减轻危害吧。

在灵堂里，时不时要给外公烧纸钱，要唤着外公，让他拿去买路过，买饭吃，小姨偶尔还会加上一句，买烟抽。

农村的葬礼里充满了仪式，出殡的前一天，灵堂里来了几个身披黄袍的人，我一开始以为是道士，后来才知道，是和尚。他们一行人，敲锣打鼓，最前面的那个人会在外公的遗像前掏出一张黄纸，上面写了外公的生辰籍贯和子孙后代情况，敲打念诵完，子孙要对外公拜四拜，然后他们就出发，在镇上游走，直到一小时后再回来，重复这个过程。母亲说这叫喊魂，外公过世后，灵魂出走了，要把外公唤回来。

外公在世的最后几年，我们也经常要将出走的外公唤回来。那时外公查出食道息肉，医生觉得做手术风险太大，让外公改吃流质的食物，以免堵住食道。对于这个要求，他不愿意接受，觉得不真正去“吃”些东西，嘴巴里没有味道，于是便常常出走，去外头买吃的。

我还记得半年前我回国时，正好遇到了外公出走，舅舅舅妈加上我父母四个人，兵分四路去唤外公，等到找到时，外公已经提着几袋子吃的，在回来的路上了。万幸的是，外公还没吃什么，不然食道堵住了，就要去省城找医生给取出来。小姨跟我提起过，最极端的一次，刚从省城出院回来，就偷溜出去买吃的，第二天又得去省城住院，一个月总需要去一两次。每次一周，直到这最后一回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。

出殡前一天正值降温，晚上极冷，但是天气很好，白天阳光晒着，冬装会觉得有些燥热。那天下午我同二姨、五姨、小姨还有表弟一起，坐在椅子上，守着外公棺前的香火。

阳光那时正好照进屋里来，斜斜地光亮了一角，姨们就坐在那个角落里晒太阳，我和表弟站着。

看着远方的山，五姨忽然感叹，哎哟，从小看到大的山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了。

外公的冰棺在我们背后，我们在阳光里，寻找着对面那座山的信息，那山那么熟悉，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，却又那么陌生，若不是这次葬礼，我们都很难再回到这里。

我同母亲去她休息的房间聊天。母亲说起外公走之前，仍旧操心着许多事情，舅舅舅妈来照顾他时，就会说起表弟该找个女朋友了，父亲母亲去照顾时，则会说起我该结婚了。他每天还在看报纸，跟来拜访的亲戚聊上个月召开的政治会议。离世那天晚上，担心输液太冷，母亲买了个热水袋垫着输液管，他还在问这个热水袋花了多少钱。母亲一直在说外公很幸福，他生前儿女陪伴，没有太多死前的痛苦与挣扎。外公走了之后过两天，就是出殡的好日子，以前有的人走了没有好日子，要等上一两个月。明天的葬礼游街，也是为了给镇上的每个人看，外公的后代有多兴旺，外公有多幸福。

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，告诉我外公最后过得多么好，可是我总会想起几年前的她那一次流泪。

那次是因为外公的一句话。

“你母亲是被你害死的！”外公在一次气愤中说出了这句话。

十年前，母亲得知外婆的身体不好，接她到城市里，好好地做检查，看医生，但是为时已晚，过了一年，外婆走了。他明明知道，这不是母亲的错。

说出这句话时，外公已经过九十岁了，脾气开始越来越像孩子，对于我们这些孙辈，还保持着和蔼可亲的样子，可对照顾他的儿子女儿，却开始肆意挥洒脾气。

外公到了县城以后，舅舅舅妈工作忙，为了照顾外公，我们家也搬到了舅舅家。

母亲一直照顾着外公，也承受着外公的那些脾气，拥有着与外公最多的回忆。现在作为她父亲的外公走了，却还要来安慰我，我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只能握了握她的手。

出殡那天有个巡棺的仪式，招魂的那队和尚带着头，大家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支香，跟着和尚们，绕着外公的棺转，这是对外公的祝福。这仪式进行没多久后，就出了错，有人抄了近路，接在了错误的人身后，本来该绕着外公的队伍，变成了把外公排除在外。和尚叫停了队伍，笑着问我们，“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怎么也会弄错？”我不知道答案，我的注意力都在巡棺时二姨的脸上。一向表情不多的她在队伍里哭得那么剧烈，眼泪横流，鼻涕也淌出两道挂在脸上。我开始明白二姨昨天劝告心脏不好的五姨的话，“要不你就别参加了，那种场景一起来，你撑不住的。”

母亲走时一直盯着棺，停下来后忍不住冲上去，跪在棺边来回摸，直到被和尚们劝开。我开始意识到，这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事情，有多巨大的悲伤，是我无法了解的。

队伍重新走起来，但是中间因为每个人的步伐不一样大，有些地方的狭窄，圈子时不时出现缺口，有时接着这队人，等等又换了那队，形成一个圈没有和尚预想地那么容易，总有缺口出现。外公在世时，大家也曾在节日里这样围着他奔忙，随着儿女一个个成家，孙辈也越走越远，渐渐我们只有在节日才能聚齐，渐渐我们在节日也聚不齐人。外公是我们回乡的重要理由，现在这个理由消失了，我们为了葬礼聚在一起，许多人我已是好久不见，我也不确定这次之后，又会是何时再见。

大表哥和父亲聊起，说外公的兄弟的后代们这次也来了，估计就是最后一次相互走动吧，下一代就不会再联络了。我想，我们也是吧，外公走了，我们是否还有相聚的理由。

仪式后，就是出殡了，整个队伍花圈在最前面，然后是民乐队，铜管乐队，外公的棺，姨们和妈妈一起，扶着棺材，低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表弟举着外公的遗像，走在棺前，舅舅提着一盏纸灯，跟在棺后，我们跟在舅舅后面。葬礼的服饰一看就能明白，子女是白衣，孙辈是蓝衣，曾孙辈则是黄衣，女儿外孙这些“给人家的”，衣服上会有一块小红布。这都是为了让乡亲们一看就明白，到底外公有多少子嗣后代。

走到一个小广场，棺被放了下来，姨们扶着棺哭着，我有些担心她们等等是否还能起来。民乐队和铜管乐队各找了片区域停下来，仍然演奏着音乐，丝毫没有较高低的意思，只是演奏着。现场在狮子队的音响启动之后，变得更加嘈杂。狮子队并不好找，但是舅舅要求必须要有，花了不菲的价格请来。那是两只舞狮和六七个穿着红色紧身衣的男男女女。一开始时，是表演两只狮子争花球，然后是重头戏，狮子爬杆子。负责爬杆子的狮子前脚是个瘦小伙，后脚是个胖子，大概是穿着紧身衣的关系，一伸腰就要露出肚子来，爬杆子时，后脚要把披着的狮子皮松开，让瘦子先上去，自己再靠几个把手，做引体向上把自己拉上去。我看着胖子的身影有些笨拙，狮子队的人则都嘻嘻哈哈像是在看笑话，我听到背后围观阿婆的感叹，“哎呦，真是小伙子有力气。” 狮子上去之后，松开一个卷轴，那是个挽联，我只记得最后四个字“音容宛在”。执意要请狮子队来的舅舅，全程跪在地上，头磕地，一直到整个表演结束，没看一眼。

队伍继续走，穿过整个镇子中心的商业街，那里已经没有我记忆中的模样，只有一家又一家的衣服店，衣服密集的摆放在一起，摆放在门外。没有多少人，店家都坐在里面观察着我们，人稍微多一点的，则会聊一下，这是哪家人。

穿过陌生的街，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，狮子队要在这里离开，也有一些仪式要做。队伍边上有个小小的蛋糕店，里面没有什么卡通蛋糕，橱窗里最大的蛋糕有九层，最顶上有个桃子，上面写了个“寿”字。路口对面有好几个气拱门，上面写着“郑府迎亲”。我想起母亲说的，“好日子”。

游街过后，棺送上灵车，母亲和舅舅他们坐着灵车直接走了，我跟着其他车一起去了火葬场。我到的时候，外公已经送进去火化了。下午的火葬场人并不少，毕竟那天是好日子。舅舅多花五百块钱，选了高速炉，否则外公还要排队，前面还有两个人。交完钱，舅舅就被人带去看墓地了，火化场边上一个是建筑物，里面一个个方格子，是存放骨灰的地方，再远一些，是墓地，一平米三万多。等待的时间有些漫长，我走去墓地那看看，马上就有一个人走了过来，和我攀谈，介绍墓地的情况，我聊了一会儿，说了句谢谢，就走了回等待的地点。

母亲坐在那里，父亲说母亲这两天通宵守夜，整个人都瘦得不像样了。母亲说她没事，倒是舅舅，这些天下来，胡子都白了一半。天已经开始暗下来了，远山和黑夜之间只留下了一道光，依稀而明亮。我听到通知说外公火化完成的消息，所有人向火葬场赶去。

大家目睹着工作人员把骨灰都收进准备好的骨灰盒，又拿来一个铁皮箱，锁在了里面。舅舅提着那个箱子，跟着工作人员的车，送外公去当地一个照看骨灰的祠堂。

父亲开车随行，母亲告诉我，铁皮箱是为了避免有家属在路上，偷偷的抓一把骨灰私藏。或许我们总学不会放手。

到了祠堂，天已经彻底黑了，我们把外公送进了一个祠堂边临时搭建的铁皮屋，祠堂早就没有多余位置了，只能先放在里面。

天空的星星很多，山里的光亮只有祠堂的灯和我们烧给外公的纸钱，舅舅烧着纸，忽然问有谁带了烟。我们把好几包烟扔进火炉里，对外公说，“如今你可以随便抽了。”

舅舅把带着的一盒火柴也丢进火炉里，我还记得替舅舅找来这盒火柴的人说，“再也找不到了，以后都没有了。” 我们也再也找不到外公了，没办法去哪唤回他来，以后都没有了。

送他的路，我们走完了。

第二天，我要启程回公司了。临走前，母亲端来鸡蛋面线，这是当地习俗，外公走后必须吃的，保佑我平平安安。刚煮出来的面线蒸汽缭绕，像是前两天给外公点的香火。我坐的位置正对着外公原本的房间，现在门开着，里面空荡荡，床已经搬走了。

我盯着房间，看了一会儿，夹了第一口面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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